中国青年报
保护孩子的方法有很多，“女童保护”项目有点特殊。
“防性侵教育，很多人一听会觉得敏感，我们也被误解、被拒绝过。”“女童保护”项目负责人、发起人之一孙雪梅说，“现在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开明、理性，我们呼吁更多的老师、家长不要‘谈性色变’。”
家长：“我之前都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讲这些”
自2013年6月1日至今，全职人员不超过两人的“女童保护”项目，依托众多公益志愿者，已经给各地的5万多名孩子直接上了“防性侵教育一堂课”。
但在最初，“女童保护”也受到过冷遇和诘难。
孙雪梅回忆，有一次，当讲师走进北京郊区一所学校时，校长表现出怀疑和警惕：“你们会给孩子讲什么不适当的内容？你们是个民间机构，会不会不专业？”
等到听完课后，这位校长的眉头才舒展了，笑着说：“这个分寸可以！”
2014年，江苏省妇联召开教育工作者、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、律师参加的女童保护工作座谈会，进入基层社区、学校调研。
“我们得到的结论是，学生家长都缺少防范性侵害的正确知识。”江苏省淮安市妇联副主席谢谢说，“2014年9月～11月，淮安市妇联儿童部自编课件到10所乡村学校为不同年级的孩子上课，在与孩子交流中感受到孩子对防性侵知识的渴求。”
多名公益讲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，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乡镇、农村地区，“防性侵教育”面临更多陌生、困惑的眼神。
今年春天，“女童保护”志愿讲师李禹潼到河南兰考县一个偏僻的乡村讲课。
她说：“如果陌生人向你问路，要你带他去最近的肯德基，你会去吗？”小女孩瞪大眼睛说：“老师，我不知道什么是肯德基……”
“城市、农村孩子的眼神都不一样。”“女童保护”志愿讲师丁霞说，“有的偏远地区，校长在课前还会紧张地找我谈话，问有没有什么敏感内容。”
去年7月，丁霞去河北承德的葫芦峪小学讲课，从承德还要坐两小时的车才能到达。“由于农村环境相对封闭，连家长都非常好奇我讲课的内容，都围在教室的窗口，探头进来”。
课后，丁霞专门给家长上了一堂课。家长听完了直说：“我之前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讲这些事，不好讲。你们的课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”
讲师们说，“防性侵教育一堂课”绝不等同于“性教育”。比如，性教育会提及性器官名称，而“女童保护”面向小学生的教案中则说：“内衣、内裤覆盖的地方不能轻易让人碰触。”
项目发起人之一、教研部负责人权敬介绍，20多名一线专家修改、审定的教案这么写，是基于两方面考虑。
“一是现在性侵、猥亵儿童的行为不仅限于性器官的碰触，比如2013年的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。说‘内衣裤覆盖的地方’，便于小学生理解、定义自己是否受到侵害。”
“二是目前我国不少地区欠缺系统、完整的性教育。在不少农村地区，这甚至是空白，学校、家庭、社会对此的理解、接纳程度较低。而且，我们进行的是儿童安全教育，并不承担完整性教育的功能。如果一上来就从性器官说起，可能很多校长、家长都会拒绝孩子受教育，反而不利于保护孩子远离性侵害的目标。”权敬说。
孙雪梅介绍，未来，“女童保护”项目计划将筹款向留守儿童较多的山区、农村地区倾斜，加强与支教团队合作。
“东部沿海的城市等较发达地区联系我们的人更多，但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留守儿童更需要我们的帮助。因此，我们鼓励城市地区尽可能开展自主筹款，我们将有限的筹款优先给予欠发达地区。”
防性侵教育不是“冷漠教育”、“恐惧教育”
随着项目的扩大，“女童保护”项目也发现了个别地方存在“走样”问题。
孙雪梅说：“我们发现有团队之外的人未经允许，篡改教案去讲课，还有个别机构未经培训以‘女童保护’的名义开展讲座。我们的教案是千锤百炼的，每个词句背后都有一番讨论和理由。我们的教案是经由专家组审定的，稍有修改都可能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。”
她举了个例子：有一位大学老师在项目培训后接受了试讲考核。试讲中，这名老师自作主张，增加了小女孩被性侵、“一辈子都被毁了”的案例。
“她原定第二天就要到学校去讲课，但我们还是决定让她先不要去。撰写教案时，专家组就多次指出，千万不能在讲课中讲到具体性侵案件，因为这很可能吓到孩子，让他们对性产生恐惧的心理阴影。防性侵教育不能是‘恐惧教育’。”
权敬指出，防性侵教育也不能是“冷漠教育”。
现实中，儿童被“好心叔叔、爷爷”用小恩小惠骗走、受到侵害的案例频被曝光。
“一方面，我们要在课堂上指出，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、上陌生人的车等，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必须告诉孩子：我们身边绝大多数是好人，但我们也要对坏人有所防范。不能让孩子们对周围的人失去基本的信心和善意。”权敬说。
权敬到南方某省的小学上课时，还遇到过“望文生义”的误解。一位班主任告诉她：“你放心，我已经把男孩全喊出去了！不让他们听课！”让她哭笑不得。
